【鲍鹏山解读历史文化人物（2017年第5本书《风流去》）】
图书名：《风流去》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此书原本不该此时推出，两方面原因：第一，读一遍不过瘾，应数遍阅读之后方可深入理解这些文化人物；第二，汾阳之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某些文化人物的影子。
鲍鹏山老师将眼中的文化人物娓娓道来，从老子开始到谢灵运止，中国的众多文化名人一一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姿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拿出几个读书笔记摘抄片段，以飨读者。
老子神出鬼没，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老子出关意义重大，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老子是周王朝的档案馆馆长，所以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就讲两件事：处世和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工放下，少管，少干，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前提是要国小民少。可以说老子的建议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逆时代潮流。
老子的处世之道是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老子说他自己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更要学会勇于不敢。
老子的建议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混乱无道，而孔子却以复兴文化为己任。所以一辈子不断碰壁却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感叹：逝者如斯夫！多像一盏摇曳不定的烛灯，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暖。
孔子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搞纯学术，而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处奔走希望能够做些事。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晏婴，而是让他成为了孔子。
孔子官场失意却并不痛苦，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对整个民族都非常重要的典籍都与他有关。
孔子之所以是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他的学生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巨富商贾也有寒门子弟。在他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学生子贡甚至守孝六年。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我们感叹唏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他在孔子之后再次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墨子最早学儒，后来发现不对胃口。儒者的礼太繁琐而不实用。于是他背叛师门，同时也背叛了周王朝。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派，简直就是一只敢死队。墨子的队伍重视防守，他反对战争的方式是以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都因此而得到了发展。
墨子最锋利的剑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孔子维持着周的尊严，而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方法是忽略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他抬出了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墨子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墨子在呼唤着新的世界。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尚贤”选出来的。但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让天子有所收敛。
孟子之所以是亚圣，因为他为儒门做了至少三个大贡献。
第一，他把“仁”发展到了“义”。仁是内心，义是表现。他把评价人从内在转为外在，很明显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仁心”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这个想法当然幼稚，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时还有很多学者倡导“好人政府主义”。
第三，孟子强调了“性善论”。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证方法大多使用类比，这实在不太严谨。
但孟子并不严谨的论证常常让人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而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孟子在后世常被人攻击，普遍不是攻击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态度。他太具有“大丈夫”气概了。不但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而且骂国君帅兽而食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以吵架可以骂。孟子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文化就逐渐变成了妾和奴才。朱元璋对孟子恨之入骨，他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今天，他能免于一死吗？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诸侯献计献策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自尊自爱。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俗世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
庄子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像墨子那样着急，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他只是讲了个小故事：一个蜗牛左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右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战争，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然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狠的讽刺吗？这就是庄子的风格。
庄子为我们齐贵贱等生死，安慰了多少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赴考时都要带着四书五经，但翻一下枕头下面，一定藏着一本庄子。
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嫁给了帝王，嫁的不太好，是个妾。荀子没有孔子的情怀，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荀子希望儒生放下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自由。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顺！一切行为以是否有利于君为标准，怪不得很快就嫁与帝王家了。荀子应该和孟子见过面，他比孟子年轻。但对孟子很不感冒，说孟子很怪不能理解。
荀子倡导性恶论，这其实已经是儒家的叛徒了。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专制统治。这更是为帝王的独家专制提供的理论依据。所以荀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了秦国，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秦国不断兜售他的主张，回来后又对专制的秦国大加赞赏。可惜还是没有被用。
看看荀子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屈原对中国的影响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事迹，而是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
屈原追求至善至美，但“君可思而不可恃”，楚怀王背弃了他。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他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上。《离骚》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然而“无女”，也就是没有知音。屈原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汉代的贾谊。他还没有出生。
屈原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的人生开始的太纯洁。所以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与他们和平相处，哪怕虚与委蛇。因为他的决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绝不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不追求中庸，他要求纯粹。
商鞅为了秦国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名誉、人格、朋友都不要了。他为了秦国出卖了自己的朋友魏公子卬，以至于当他后来逃亡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因为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握。
他为了秦国，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推行法治，连即将继承王位的太子的鼻子也敢割掉。这样怎能不被到处追杀？商鞅被车裂，全家不能幸免。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看看商君书，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并不值得同情。
商君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为了用极其单一残酷的手法约束老百姓，让他们只能从事耕战。不耕战的其他职业一律视为非法。关进监狱里还不给饭吃。
所以当时的秦国是个怪胎，国土很大，人不多，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愿意迁徙过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而且动辄受罚，割鼻子、砍大腿、切生殖器、砍头、车裂……
商鞅强调国强民弱，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让老百姓有余粮，不能让老百姓有尊严，因为这样都会让老百姓挑战皇权。
他还发明了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举报，哪怕是夫妻父子也要举报和监督。所以后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是同学。韩非和李斯都背离了儒家，成为法家。
事实上，苏东坡就说过应该是荀子为秦国的暴政负理论的责任。韩非子对人性毫无信心，他认为尧舜只是守株待兔式的运气，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韩非认为人与人的感情其实也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至于君臣，就更要用法严加提防。所以韩非要求剥夺一切独立的经济自由，只有失去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如果权势不能使之驯化，就除掉他！在韩非眼中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势的工具。
韩非认为道德是功利的，实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所以他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法，而彻底背弃了道德治国的思想。他不是说道德不好，而是无用。
韩非子的思考的确非常有价值，但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解决执法者权力如何约束的问题。认为对王权的无条件服从是根本的前提。为了防止人们思想混乱，韩非提出了扫除私学的建议。他痛恨私学，但他自己就是私学的受益者啊。韩非的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就是焚书坑儒。
韩非不断强调利，自己却死于义。他为保全韩国，向秦王进言。还写了一篇《说难》，表示自己知道这事很危险。最终，被杀。这把双刃剑伤到了自己。
司马迁写李斯，一开篇就写他看到仓鼠时感叹“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这个开场就给李斯定了调，成了鼠类。先秦诸子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结束了，政客的时代到来了。李斯就是亢奋的政客。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以聪明处世。他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力主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保证了大一统的实现。如果说不得志的韩非是黑格尔，那李斯就是罗伯斯皮尔。他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李斯给秦国出的主意是暗杀和贿赂，为了成功，毫无原则。在成功的帮助秦统一六国之后，这种无原则的政策演变为更加残酷的举措。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后来出现了比他更无底线的赵高，当李斯发现赵高可能威胁到他做老鼠的资格的时候，他选择了和赵高合作。但小人同而不和，最终赵高还是杀了他三族。李斯死前受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最后腰斩。一年以后赵高逼杀二世，又二月，刘邦入咸阳。再两月，项羽入关，杀子婴，烧阿房宫。
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
张良是韩国贵族子弟，韩被秦灭，张良散尽家财求客刺杀秦王。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力士以大铁锤掷出击杀始皇，可惜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力搜捕刺客。张良于是隐姓埋名。在隐居时张良遇到了桥上丢鞋让他去捡的老翁，耐着性子捡了鞋，于是得到太公兵法。从此成为道家人物。
张良找到了刘邦，就好像当年找到博浪沙的力士。甚至可以认为刘邦只是张良复仇的工具而已。他对于刘邦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似乎很少君臣之礼。他堪称孟子后又一个王者师。
项羽在楚汉相争时动辄大怒，仅有一个亚父范增尚不能听，而很有耐心的刘邦遇到了智慧的张良，言听计从，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良对于坐江山的事情毫无兴趣，他的目的只是复仇，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做做顾问，偶尔指点一下。最后可能专心修道了。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升天。
贾谊是个天才，却生在了不需要天才的时代。贾谊成名很早，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但学问最好。一年之内别提拔为太中大夫。
短短两年之内，贾谊提出了大量富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抵抗匈奴，倡导农业，建立道德根基……他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六术》《忧民》这些重要的文章。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很可惜，连文帝也是被开国功臣们接回来做皇帝的。开国功臣们已经把发言的席位占完了，况且贾谊还不太会说话，动不动就说这些人没什么用。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帝只好把贾谊放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和屈原将有着共同的命运了。但四年后贾谊又被召回长安，和文帝见了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次谈话的写照。贾谊一生建议削藩，最终经晁错和主父偃完成。文帝把贾谊留给了下一代，让他做怀王太傅。可惜怀王骑马竟然摔死了，贾谊多日哭泣后赍志而没。
汉武帝爱说大话，也爱听人说大话。所以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说自己特别牛，汉武帝看的好笑，又觉得确实吹的厉害。就把他招来，每月发一袋粟和二百四十个零用钱。
后来东方朔觉得没劲，就找了一大堆宫里的侏儒说汉武帝要杀他们，让他们去拦汉武帝的皇驾。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东方朔说：我身长九尺多，每月一袋粟，这些侏儒身长三尺也是一袋粟。他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你要用我就区别对待我，如果不用，就让我走吧。武帝大笑，让他在身边留用。
东方朔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把汉武帝逗笑。比如射覆屡中，认识驺牙，自己骂自己等等。以滑稽侍奉喜怒无常的汉武帝，还能全身而退，真是一个高人。最后晚年的东方朔曾经劝过汉武帝：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正经话啊？说完了这些正经话之后，东方朔就死了。
东方朔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优”的时代。想要全身，只能以优的姿态出现在皇帝身边。东方朔的“谈何容易”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他与自己笔下的人同生死共挣扎，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历史”。他没有延续孔子定下的纪年法，而是改用了纪传体。这样大胆的写史，因为他更重视人，而不是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让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迁年轻时是个富有激情的事功追求者，希望能够封侯拜相。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把写史的责任交托给了他，所以司马迁后来自请降薪去做了太史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在这里。这就是当仁不让。就在他工作了六年之后，李陵战败被俘，整个朝廷的人一致谴责。汉武帝阴森森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的意思呢？司马迁为那些无辜的老小妇孺说了求情的话。汉武帝大怒，判了司马迁死刑。死刑即可以用钱免死也可以换为宫刑，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他。
他一定犹豫过，生存还是毁灭？但最终他选择了宫刑，因为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这一年他47岁。三年后，李陵冤情洗雪，司马迁出狱。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失踪。写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失去了终点。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痛快淋漓的表达，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写出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和对汉武帝的控诉。要知道这封信是寄给监狱里的任安的，是注定要被政府看到的。可以相信，这封信是司马迁的绝笔。大事已了，再无牵挂！
书里还有谁？本书中的人物还有仲尼弟子、陈平、晁错、司马相如、董仲舒、朱买臣、杨雄、王充、李固、梁冀、宦官群体、党锢群英、桓帝与灵帝、建安烈士、魏晋名士、诸葛亮、孔融与祢衡、曹丕、阮籍与嵇康、元康之英、陶渊明、谢灵运。
最后以阮籍与嵇康这一章节里的一段话结尾。
【著名的评书艺术家有哪些人？】
关于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等等著名评书演员，大家已经知道的很多了，我给大家说一位评书艺人，她在评书上的历史地位非同小可，刘兰芳最初播讲的长篇评书《明英烈》是她整理的。她就是冀派评书的代表人，段绍舫。
冀东段派评书起始人为唐山市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段少舫的父亲段荣华（1901—1976）。冀东段派评书的代表人当属著名评书、鼓书表演艺术家段少舫。她8岁随父学艺，14岁拜师肖庆文，16岁成名于曲坛。曾任唐山市曲艺团编导室主任、河北省曲协副主席、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长书教师，唐山市残疾人艺术团名誉团长。她勤奋好学，勇于创新。上世纪60年代初，传统书目遭到封杀，她与其父段荣华率先说新唱新，以长篇评书和鼓书的方式推出了《赤胆忠心》、《苦菜花》、《小城春秋》等优秀现代书目，同样获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不幸的是，正直艺术青春的她，文革期间饱受迫害，唐山大地震中又致身残，1980年，段少舫在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陶钝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与其子唐建文一起，将独具段家风范的长篇评书《明英烈》整理成书，后来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录制播出。1981年段少舫在唐山电台录制的120回长篇评书《明英烈》，在全国40多家电台轮番播放。此后又整理出版了14万字的《呼延庆出世》；2005年创作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刘兰芳录制播出并由腾图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著名评书艺术家有：刘兰芳，代表作有《岳飞传》、《杨家将》；单田芳，代表作有《白眉大侠》、《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田连元，代表作有《水浒传》、《小八义》；张少佐，代表作有《呼家将》、《东汉演义》；袁阔成，《三国演义》。艺术家们的许多评书作品听之入迷，家喻户晓。还记得那时正年少，当时的收音机小巧，易于携带，在家或出门干农活，拿上就走。带着收音机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和评书。有一次，正是麦忙天，割麦走远了听不到歌，回头拿收音机时，还被母亲猛训说我不知道忙闲。评书一般是每天十二点准时开始，到十二点半结束。最喜欢听艺术家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书接上回，一听这话就知道开讲啦，艺术家们的评书表演精彩纷呈，听得那叫一个爽。最不乐意听的就是最后说且听下回分解，让人听的是意犹未尽，却戛然而止。现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像评书、相声等，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何去何从，只有创新才能有出路，才能更好的发扬光大。还是很怀念过去的评书时光。
评书，又称说书、讲书，是曲艺的一种。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北方语系通称“评书”，南方语系有称“评话”、也有称“评词”。
评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据传，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王是评书的祖师爷。到唐代出现了一种曲艺艺术与评书的表演很相似，这种曲艺形式就称为“说话”。
在温州有一种叫鼓词的曲艺，发源于温州瑞安，也是以评书唱词的方式表演。鼓词在温州家喻户晓，内容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温州鼓词的表演方式以一个人评唱为主，艺人在右前安放扁鼓，其下的凳脚上系一抱月（梆），前围幔，正中平摆牛筋琴，表演时，艺人端坐椅子上，左手执拍，右手持鼓签，一边评唱一边执拍敲鼓，唱腔押韵，音节和谐。
被大家合称四大评书表演艺术家是：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老辈们爱听评书，平常路过胡同弄巷，大爷大妈们喜欢摆一个小型收录机，放听评书节目。经常在出租车上听到评书录音，司机说这个听着带劲，不爱犯困。
中国十大评书艺术家是“袁阔成，单田芳，陈青远，连阔如，王少堂，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张少佐，田战义。”下面是分别介绍。
1.袁阔成：1929年出生，辽宁营口人，评书艺术大师，享誉海内外，有"古有柳敬亭，今有袁阔成"之说。代表作《三国演义》《西楚霸王》《水泊梁山》等，语言生动幽默，内容新、语言新，风格自成一体，已于2015年去世。
2.单田芳：中国著名的评书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艺半个多世纪，录制了很多大家都很喜爱的作品，《隋唐演义》《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开创了评书走向市场的先河。就在2018年九月，单田芳于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岁。
3.陈青远：沈阳城南红菱堡子人。诞辰：1923年，农历癸亥年二月。逝世：1988年8月28日。六岁起即随父亲陈仲山学唱东北大鼓，九岁开始登台，十五岁起正式挂牌，十六岁起行艺遍及东北三省。1987年10月，带病进京出席全国评书座谈会。锦州市人民政府授予他“著名评鼓书表演艺术家”的荣誉称号，称他“雅俗共赏，德艺双馨”。
4.连阔如：出生在二十世纪初，是评书演员连丽如的父亲，王玥波的师爷。原名毕连寿，号乐天居士，1903年6月25日出生于北京安定门。1927年拜评书艺人李杰恩为师，学说《西汉演义》。1934年在北平报连载评书《三十六英雄》。1940年在广播电台播讲《东汉演义》与《全本隋唐》。1949年表演的新书《夜渡大渡河》受到表扬。1954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讲评书《水浒》与《岳飞传》。1957年录制长篇评书《三国演义》。1963年，从宣武说唱团退休。1971年8月18日，因患肠癌逝世。
5.王少堂：评话艺术家，“王派《水浒》”的代表人物。20岁时成为扬州评话界四大名家之一。代表作品《武松》、《宋江》。7岁从父学艺，9岁登台，12岁以家传武松十回正式从业，在扬州书坛崭露头角。此后，王少堂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仅继承父亲的书艺，而且继承了伯父的优点，并且兼收同行之长，终于继承并完善发展了王派《水浒》，自己也成为了扬州评话一代宗师。
6.刘兰芳：1944年生于辽宁，随母姓，六岁学唱东北大鼓后拜师学说评书。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先后有百余家电台播出她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轰动全国，影响海外，后又编写播出《杨家将》《红楼梦》等30多部评书，多次获国家级文艺大奖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7.田连元：1941年出生于长春，出身于说书世家。因父病，辍学从艺，没有获得一纸文凭。他靠借读同学的课本，自学完成了初、高中、大学的文科课程，并在学艺之暇，遍读名篇杂著开拓视野。1985年他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代表作品：《隋唐演义》《杨家将》《瓦岗寨》等。
8.连丽如：中国煤矿文工团评书演员，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水浒传》、《红楼梦》等。从1993年至今，她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播出连丽如播讲的《红楼梦》也同样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连丽如是第一个把评书艺术带到国外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个尝试用评书来演播《红楼梦》的人，受到了国外华人的赞誉。
9.张少佐：1962年出生于河北定兴，评书研究所掌门人、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理事。1980年张少佐参加绥化文工团。后师从袁阔成。评书研究所掌门人、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理事。1989年开始在电台播讲评书，其中评书《大明剑侠》获得"全国交换一等奖"。2007年8月15日，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出席国际公平竞赛奖颁奖仪式并亲自为中国评书演员张少佐颁奖。
10.田战义（田占义）：1982年，田战义陆续与沈永年等人合作创作长篇评书“秘密列车”、“虎门硝烟”、“林祥谦”、“民国风云”、“李自成”、“绝密行动”以及古书新说“古今通鉴”等评书。对于田战义播讲近代史评书方面的成绩，《东方文化集成》“中国评书艺术论”一书“名家评点”中称：“田战义是近年来播讲近代史评书成就最高的演员”。
扩展资料：评书，又称说书、讲书，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而在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但还仍然有其活力。
①单田芳《三侠五义》《白眉大侠》
②袁阔成《三国演义》《烈火金刚》
③刘兰芳《杨家将》《岳飞传》
④田连元《欧阳海之歌》
⑤连丽如《康熙大帝》《大随唐》
⑥田战义《虎门销烟》
⑦连阔如《随唐》
⑧刘延广《山东评书》
⑨李鑫荃《红岩》
⑩刘立福《聊斋志异》
单田芳
袁阔成
刘兰芳
田连元
连丽如
田战义
连阔如
刘延广
李鑫荃
刘立福
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连阔如、连丽如、张少佐、田战义、李鑫荃、孙一
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
中国十大评书艺术家，袁阔成，单田芳，陈青远，连阔如，王少堂，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张少佐，田战义。
袁阔成。刘立福。易中天。鲍鹏山。无论他们的身份是教授还是评书表演艺术家。他们能对文学作品有所拆解点评。其他的充其量算一个说书人。
【与文化学者鲍鹏山对话：孔子是不是一个普通人】
一、把孔子捧得越高，越显示自己的对应“无明、无知、愚弱、蒙昧”。
佛菩萨的智慧有多高，众生的无明就有多重。根据“自然平衡原理——是什么绕什么得什么”及“自然因果定律”，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薄弱、无明、无知、愚弱、蒙昧”，若是接触到能够令其如梦初醒、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的知识、智慧，能够高效解决其鼠目寸光、孤陋寡闻、不知有汉、百思不解、迷茫困惑、愚昧无知等知智贫困问题，往往会油然而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等无比崇敬、敬仰、仰慕、敬重等情感，就会对一些截然不同的看法情不自禁产生排斥、反感、反对、愤怒、打压等情绪行为表达。在物质、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21世纪，中国人还沉浸、沉迷、崇拜于孔子等2000多年前的中华传统文化，还如此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这是多么的不相称、不平衡、不自然，这是严重违背“自然平衡原理”。
二、继续神圣化孔子，是思想文化不能获得有效突破、发展、超越的直接表现和间接证据。
世界文明“一日千里”的今天，鲍鹏山教授仍然坚定执着义无反顾地加冕给孔子“如来、圣人、伟人、上帝”等无上殊胜的文化地位，这只能说明“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见多识广、博学多才”表象下的“闭思锁想、创新乏力、思想空洞、才疏学浅”，只能算是一名熟练程度极高的传统文化“搬运工、复制手、粘贴手”，是一台技术先进的传统文化“复读机、复印机、搅拌机”，是一个口碑宣传极好的“粉饰品、化妆品、添加剂”。根据“自然平衡原理——权力与责任平衡”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精神，面对2500多年苦难悲剧历史轮回周期率桎梏束缚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人气直逼易中天、享受大众热捧的知名文化学者鲍鹏山教授理应“顺然”自觉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幸福而反省、忏悔、修正、自强，自觉发展新思想，积极创造新文化，以更加纯洁、正知、正见、正悟、正觉的思想文化回馈于民，智慧于民，幸福于民。
三、回归普通，才是真正开悟、觉悟、自觉，才能唤醒依然沉睡当中的国人。
中国虽然跨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蓬勃发展，物质丰富多彩，但精神文明仍然滞后落后，国民劣根性依然严峻，丑风陋习依旧肆虐，迷信崇拜持续泛滥，严重不自然，严重违背自然平衡原理。因此，扫除愚弱、蒙昧、迷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面自觉、开悟、觉悟任重道远、没有终点。如今，鲍鹏山教授继续把孔子神圣化、上帝化，只能让大众更加无明、愚弱、蒙昧，不利于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觉醒“普通人经过坚持不懈努力也可以比肩或超越如孔子般的文化积累、沉淀和发展”的自觉，不利于开悟突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等级命运精神桎梏，不利于形成“人生无常、自强不息、永不放弃、奉献社会”的一体幸福奋斗觉悟，不利于树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圣人是人，人成佛成”的“自然因果定律”的一体幸福自强意识，不利于倡导“人人皆圣，人人具足；人人普通，人人幸福；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自然一体幸福”良心或“然心”。世界何时回归普通，就是“天人合一、大同世界、自然一体幸福”全面实现之时。
四、阿普通然，普通是福；特别是苦，是为然识。逆之者一体苦，顺之者一体福。
人类，潜意识中把自己称为“人民”、“公民”，视为地球人、人、人类、伟人、圣人、“上帝”、一个不普通的人，高高在上，优越傲慢，不可一世，凌驾自然，掠夺自然，蹂躏自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人”，是“然民”，是平等一体无漏自然力惩罚、完全控制之下的一个小小的“泥巴团”，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这样全面脱离自然的“社会文化”指引下，在这样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本源、属性的逆然“社会文化”意识下，人类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能正确吗，能符合自然之道吗，能给全球“然民”带来全面的自然固有幸福吗？
文化决定历史；思想文化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产生结果。世界的全面烦恼，归根结底是脱离自然的社会文化造成了。21世纪，人类文化唯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才能找到“自然一体幸福”的阳光彼岸，才能恢复全面的自然固有幸福。因此，顽固不化、根深蒂固、坚如磐石地继续将孔子视为“伟人、圣人、中国的上帝、一个不普通的人”，持续匍伏崇拜、顶礼膜拜于孔子的脚下，唯孔子伟大神圣的“中国的上帝”是瞻，这是在逆行自然、抗拒自然，很不自然。根据“自然苦难规律：一切苦难皆是自然力的惩罚、警示和安排。顺之，则苦轻、近福；抗之，则愈罚，苦重”，如果鲍鹏山教授执迷不悟、人民群众我行我素，顽固不化，逆行自然，仍然把孔子视为“神圣、如来、伟人、中国的上帝”等，等待的将是平等一体无漏自然力的更加严厉残酷的惩罚，不幸苦难悲剧灾难如影随形、无始无终。
回看精耕细作诸子百家传统文化数十年、出书颇多、讲演无数的知名学者鲍鹏山教授，其真知灼见仍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桎梏，漏洞百出、误人子弟、愚弱大众，至今仍然高呼孔子“如来、神圣、伟人、中国的上帝，一个不普通的人”，无视老子“道在低处（普通处）”、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的谆谆教诲及中华民族持续2500多年的苦难深重的历史轮回周期率束缚，这只能证明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世界“社会文化”的“穷途末路、山穷水尽、强弩之末”，已经触及天花板，遇到瓶颈，无再有突破超越的空间和可能。人类恢复全面的自然固有幸福的“自然一体幸福”出路在于“自然文化”！人类必将回归普通，顺“然民”，并将由普通人还原本是普通平常的“自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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