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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法理论，之所以将法律行为分为要因行为(有因行为)和不要因行为(无因行为)，目的和意义无外乎从人们普遍存在着的对事物和行为的认知必考察前因后果的习惯中，分离出观察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特视角，强调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要因行为，则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不以原因为要件，不因原因关系的欠缺或瑕疵使该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受影响；而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则与其原因不能分离。原因不存在时，该法律行为不成立。[1](P266)虽然近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民商事立法、学说及判例，对物权行为、债权契约的无因性见仁见智，争议颇大，但票据行为却被民法理论界及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公认为无因行为，并以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构造各国的票据法体系。
但是，从“有因说”到“绝对无因说”，人们从票据法律制度在实务中的应用，痛苦地发现仍然无法解决票据的流通效率和使用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在票据的使用安全屡遭破坏的现状面前，不得不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应有内涵以及该原则的具体应用进行反思和再认识。于是，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理念逐步萌发，成为思考票据法律制度的新视角。本文试图从对票据无因性原则进行历时性考察入手，思考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应有内涵及具体适用时的“射程距离”[2](P148)等问题。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缘起
(一)票据无因性理论的创设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创设的无因性概念和理论，不仅对德国近现代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学者。德国学者Kuntze在其巨作《票据法》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债权行为无因性思想中的无因债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票据无因性原则从无因债务范畴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他认为是Gneist、Liebe和Unger最早创立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着世界上最早的票据法——1848年德国票据条例的颁行，几乎所有的德国法院均认识到票据“结算”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应当与债务原因相分离。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德国学者巴尔(Bahr)在其著作《关于以承认作为债务负担的原因》中，在对传统的否定无因性思想的“否定主义”表示质疑的同时，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无因债权契约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思想，将票据无因性原则发展成为私法的一项基本理论，并逐步为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学说及实务所公认。
萨维尼和巴尔生活在19世纪中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信用经济始见成长却未臻成熟。他们之所以能够极具超前意识地抽象出法律行为无因性原则，是与当时市场竞争迫切要求促进信用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其宗旨是既要在物权契约中保护“所有权之移转的意思的合致”，又要在债权行为下使债权人的权利顺利实现。票据行为作为具有显现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功能的“个别的法律行为”，更被赋予了无因性。因为“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托收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对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事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3](P65)因此，“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在法律上将二者予以分离，从而形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特征。换言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乃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4](P60)也就是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票据行为自身法律逻辑的必然产物，是法律为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特别创设的，是立法技术的处理结果。所以，无论是从票据行为的对外效力阐释无因性的概念与原则，还是从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内部的抗辩机制阐释无因性概念及原则，都离不开无因性理论的创立宗旨。
(二)票据无因性的基本涵义
德国票据法理论从分析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票据行为无因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并不依赖作为票据关系之基础关系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即使无效或被撤销，对票据上的权利也不产生任何影响。
英美法系的票据法理论注重票据的流通作用，且强调“对价”和“正当持有人或善意持有人”概念，所以，一般都是结合票据流通、支付对价及善意取得三个方面，对票据无因性的内涵进行解释。英国学者杜德莱?理查逊就将票据无因性解释为：票据作为一种权利财产，其完全的合法权利可以仅凭交付(或许要有转让人的背书)票据来转让。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时是善意的，并支付了对价给转让人，他便获得该票据及其所代表的全部财产的完全的所有权而不受其他权益的约束。[5](P15)
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理论，虽然承袭了德国票据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但对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阐释较德国票据法更为详尽和清晰。日本著名商法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和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买卖、消费借贷等)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被解除，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6](P177)台湾学者李钦贤进一步解释到，票据法律关系虽因基础法律关系而成立、发生，但票据行为本身决非将基础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表彰于票据上，而是依票据法的规定，为创设另一新的权利义务之法律关系，因此，基础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与票据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系个别独立存在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7](P299)梁宇贤更把票据行为无因性的含义总结为：“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上之权利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8](P11)
我国大陆的票据法理论及实务基本上继受了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票据法理论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理解。认为所谓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9][4][10]
从上述各国对票据无因性概念涵义的理解，可以看出，票据无因性理论是以民法上的无因性理论为基础的，是民法的无因性理论给了票据无因性思想以发轫、形成和独立的空间。但也应该看出，正是由于民法传统无因性理论的影响，一般多仅从无因性原则的外在效力阐释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无因性原则应当是指法律行为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的统称。它不仅仅是指法律行为的有效性，独立于产生该法律行为的原因的有效性，其发生及存续皆不受后者的影响(外在无因性)；也是指产生法律行为的原因从该法律行为中抽离，不构成该法律行为的内容，当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债权人应当行使的权利(内在无因性)。[2](P138-139)我们对票据无因性的理解也应该从外在无因性和内在无因性两方面入手。具体说来，票据无因性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票据的无因性实际上是指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即票据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其与所产生的票据法律关系和所由产生的基础关系(特别是原因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对票据无因性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关系的解释。(2)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正如上所述，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其效力如何，完全取决于该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而不受由基础关系(特别是实质原因关系)引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影响。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只要依票据法的规定，能够证明票据债权的真实成立和存续，就当然可以行使票据权利。(3)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引起票据行为、产生票据关系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所以，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二、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射程距离的思考
(一)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及
无论是确定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还是其效力所不及的范围，均要以票据无因性的涵义及其创设目的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划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
1.对通行观点的检讨。依我国票据法学界的通说，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上的一个重要体现或曰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阻隔了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权人的抗辩，使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即所谓的抗辩切断。[4][8]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票据债权与原因债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原因债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如合同、清偿、赠与)等而产生的民事权利，票据债权则是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的票据权利。或者说，虽然票据行为是为了实现原因行为的目的才进行的，票据行为本身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但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所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当原因关系中的债务人为清偿原因债务签发票据给债权人，债权人又将该票据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给他人时，其转让的只是依原因关系债务人的出票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债权，原因债权并未随之移转。这样，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的原因关系的抗辩也就并未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转让给受让人。于是，票据债务人当然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持票人。如A为清偿对B的价金债务，签发票据给B，B为清偿对C的债务，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C。此时，B转让给C的只是票据债权，其对A的原因债权并未转让给C。由于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存在于原因债权之上，依民事权利的本意，固不得以某一权利存在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所以，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即不得作用于受让人。
只是如此说来，既然不得以一权利的瑕疵对抗另一权利的行使，而即使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亦存在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两种不同的权利。如前述在A、B之间同时存在价金债权及票据债权两种民事权利，是否A亦不得以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呢?依台湾学者陈自强的观点，A亦不得以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B的票据请求。但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抗辩、权利滥用的抗辩或目的限定的抗辩，间接予以对抗。如此一来，这时的抗辩就已非附随于原因债权之上，可以说是对票据债权行使上的限制。那么，就可以随票据债权的移转而移转。[2](P143)只是如果这样的话，票据的流通性必然受到极大的阻碍，有违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证票据流通简便迅捷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国票据法第13条明文加以限制，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只是依前述票据无因性的内涵，此种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并无直接联系。
票据法第13条规定的另一种抗辩限制是票据债务人不得以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一般发生在以汇票清偿原因债务的情形。如A为了清偿与B的价金债务，签发汇票给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对该汇票进行付款，付款人C对该汇票进行了承兑。此时票据并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进行转让，也就无所谓保护票据流通的问题。但是为了保证票据的支付和信用，票据法同样对此种票据债务人C可以行使的抗辩进行了限制。两种抗辩限制虽然目的不同，但同样无需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即可解决。
在出票人A签发票据给持票人B，委托自己的债务人C进行付款时，存在着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A、B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个是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持票人B和付款人C之间并未因出票人A的出票行为而产生某种法律关系。是C的承兑行为，才在B、C之间建立了票据法律关系，才产生了B对C的票据债权。根据我国票据法第38条的规定，C的承兑行为并不是向A表明接受其付款委托的契约行为，而是C表明承担票据债务的单独行为。可见，B、C之间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与A、C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必然的牵连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债的相对性原理，C固不得以与他人关系所生的抗辩对抗票据债权人B。[1](P145)
既然抗辩限制与票据的无因性原理并无直接联系，或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原理加以解决。那么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法律效果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虽然票据的基础关系可以分为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和票据预约关系，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一般仅体现于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中的票据原因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11](P41)并最常发生于票据的转让过程中。如前所述，正是基于促进票据流通、减轻持票人的审查义务、降低交易风险的立法目的，票据法才特别规定了无因性原则。所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力体现在：
首先，即使票据发行或转让的原因不存在或者无效、被撤销，只要在票据上所为的票据行为依法成立，票据行为人就须承担票据义务，持票人就得享有票据权利。
其次，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应当依票据文义，即使票据上的记载内容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内容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也不能以票据外的事实来改变票据关系的内容。
再次，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当事人(包括有直接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举证责任的转换的法律效果。持票人在主张票据债权时，无需证明原因关系的存在，只要依票据上的记载内容即可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相应的票据权利。反之，如果票据债务人欲对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则需举证证明存在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足以对抗权利人权利主张的抗辩事由。
可以说，上述三种无因性原则的法律效果，就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及的范围，也是无因性原则射程所及的距离。
(二)票据无因性原则法律效力之所不及
原因债权与票据债权之间，毕竟具有经济上的一体性，而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二个独立请求权。特别是在票据尚未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之前，并不存在对善意交易相对人的保护问题，那么，票据债权的行使，是否丝毫不受基础原因关系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即使票据债权业经转让，基础原因关系就一定不影响票据关系吗?这就涉关票据行为到底是绝对无因，还是相对无因，亦即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射程距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
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现有的论著、文章和讲义一般认为惟有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存在抗辩的情形，才不得以票据的无因性法则加以排除，此外，别无他论。[12][13]其实，概括说来，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的效力直接影响他们之间票据关系的效力。由于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既不牵涉票据转让的第三人的问题，又无关票据的流通。为体现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同时减少讼争，节约诉讼成本。所以当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同时存在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时，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票据债权人以基于原因关系所生的事由进行抗辩。
2.持票人取得票据未给付对价或未给付相当对价的，票据债务人可以以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来源于合同对价，但由于票据是一种极具流通性的证券，所以为保护交易安全，票据法只以善意持票人为保护对象，排斥非善意或未给付相当代价的持票人。所以，票据对价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对价，它要求，第一，票据对价不仅要真实，而且要与持票人所获得的权利相对应。支付明显不对等的代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法推定为恶意持票人；第二，原有的债务或责任，可以构成票据的有效代价；第三，票据对价实际上是票据基础关系中持票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可以是现在的债务，也可以是过去或将来的债务；第四，持票人持有票据，法律原则上就推定其已经支付了对价，票据债务人如提出无对价的抗辩，应负举证责任。
持票人有无给付对价原属票据原因关系上的问题，票据的取得亦不以对价的存在为必要条件。但作为原因关系的对价还是会对票据权利发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说来，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给付了对价，就能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即使其前手并不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亦会受到票据法的保护。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反之，如果持票人取得票据没有给付对价，原则上不享有票据权利。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如因继承、税收、赠与)而取得票据，则不享有优于其前手的权利(我国票据法第11条)。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持票人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票据对价所达到的法律效果，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互牵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票据无因性原则效力所不及的情形之一。
3.持票人取得票据手段不合法即不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得对该持票人提出“恶意抗辩”。在票据原因关系上，如果持票人系以欺诈、偷盗、胁迫等非法手段或方式取得票据，或因重大过失或明知其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仍接受票据转让的，该持票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提出此种抗辩时，应负举证责任。这一方面是票据无因性的体现，同时亦是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例外情形。
4.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票据时效的完成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可以对因时效完成而受有利益的票据当事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由于持票人享有该权利的前提是票据权利已罹于票据时效而消灭，因此，该权利不属于票据权利。此项权利的行使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中的民事权利义务，这又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的一个例外。
以上，通过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在票据法中的体现及其例外情况的逐项“扫描”，这一原则的射程距离及轮廓已清晰可辨。其效力所及和所不及之处正是其是否具有绝对性的最好体现。我们正是通过对其效力不及之处的明确，来探寻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适当方式的途径。
(三)票据无因性原则相对性的思考
虽然票据法的制定和发展，更多的是出于促进票据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的技术上的考虑。票据法本身亦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法律。固然基于这种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的票据法将“方便”、“快捷”、“效率”置于比“稳定”、“安全”、“秩序”更高的地位。所以才规定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方便”、“快捷”、“效率”，忽视对公平和诚实信用的追求，忽视对票据使用所需“稳定”、“安全”、“秩序”的保障，也是不可取的。正如台湾学者钟兆民所言：“依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固为不要因证券，若绝对坚持这一原则，亦足以妨害票据的流通性。按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14]故为追求法律的妥当性和衡平性，在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础上，兼顾该原则的效力不及之处；在对该原则进行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该原则的例外情形予以严格适用，即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具有相对性的原则，才能实现票据法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的双重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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