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因《文化苦旅》而火了的余秋雨，为何这些年来却很少出现了？】
我觉得他是在创作自己的文学，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并不是一个明星。创作和发表自己的文章才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
1，余秋雨不贪慕名利
余秋雨之前之所以很火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好书，火的是他的书。所以我们才知道了余秋雨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所以说余秋雨的出名主要还是沾了自己的作品的光，我们很多听过余秋雨名字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余秋雨这个人是非常的淡泊名利的，唯一一个能够让他在乎的就是文学创作，所以说出不出名对于余秋雨这个人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他自己也不在乎。他创作出文化苦旅这本书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而是想让自己的思想被世人所知道。
2，创作新的作品
一个作家的著作的诞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拿写了白鹿原的陈忠实来说吧，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创作白鹿原是为了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意思就是，这本书他的计划甚至可以延伸至自己的死亡。余秋雨也是这样，他创作文化苦旅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酝酿，需要感悟，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余秋雨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是因为他想要创作一本新的作品。
综上所述，我觉得对于余秋雨这样的作家来说，出不出名他们并不在乎，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花心思来维持自己的热度。
【余秋雨我在等你】
余秋雨，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学者、评论家，也是一位旅行家、诗人、摄影家。他的作品涉及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被誉为“文化大家”。
然而，今天我们不是来谈论余秋雨的作品和成就，而是来探讨他的一个话题——心灵的归宿。
什么是心灵的归宿？
心灵的归宿，顾名思义，就是心灵的家园，是一个人内心最真实、最深刻的归属感。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对于生命的认同和追求。
每个人的心灵归宿都不同，有的人可能在家庭中找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有的人则在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实现和价值，还有的人可能在信仰中找到了宁静和信任。
然而，有些人很难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他们感到迷茫、孤独、失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像余秋雨一样，去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
寻找心灵的归宿
那么，如何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呢？以下是一些操作步骤，供大家参考：
1.审视自己的内心
寻找心灵的归宿，首先要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
-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最在意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感激的人是谁？
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价值观，从而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
2.尝试不同的领域
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在一个领域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这时候就需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比如，我们可以尝试去旅行、去学习、去参加社交活动等，从中寻找自己的归宿。
3.与他人交流
与他人交流也是寻找心灵归宿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与他人交流，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的观点和经历，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点和价值。
余秋雨我在等你
寻找心灵的归宿，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余秋雨在他的作品中，也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
他曾说过：“我在等你，等你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读者的期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望。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生命、自由、爱情、信仰等话题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人性、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和探索，正是他寻找心灵归宿的过程。
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余秋雨的脚步，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和满足。
【上海人余秋雨】
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能简单介绍一下余秋雨的作品和其风格吗？】
余秋雨先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世界艺术理论史、城市文化学、全球华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倍受学术界推崇，他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近年来，由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余秋雨先生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和重磅明星。但是就在余秋雨声誉日盛的同时，各种批评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业已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近几年来评论界之于余秋雨先生的各种批评做一巡视，以表达自己对余文的看法以及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建议。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资料不全，加之第一次操作此类文体，漏洞和缺失在所难免，我衷心地期待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正。（顺便说一句，我写作这篇文章并非附庸风雅，实在是有话要说）
焦点：多元批评格局的并存
文学批评大多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和主观倾向，这受制于批评者不同的个性教养、知识背景、阅读层次和年龄特征等。因而在进行具体批评的时候，有的表现为不切实际的吹捧和奉承，有的表现为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诘难，有的表现为肆无忌惮的谩骂和攻击，有的表现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研讨。所有这些，都在批评余秋雨散文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笔者将学界批评秋雨散文的声音粗略地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吹捧奉承型、驳斥诘难型、谩骂攻击型和评价研讨型。
吹捧和奉承型
在这类批评中以冷成金、沙叶新、楼肇明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冷成金在其论文《论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取向》的"内容摘要"中对余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原话是这样的："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在本文的末尾他还写道：余秋雨的确是一位诗人，读其散文，正如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往今来和上下八方，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个人的文化追求可能已经绝望，但文化的整体和谐、天道的运行规律仍然值得深深信赖。
著名作家沙叶新说，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楼肇明在《文化接轨的航程》中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末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孙绍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知识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与"文"》中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见《我读〈文化苦旅〉》）"
驳斥和诘难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余开伟、汤溢泽、朱国华、王永飚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余开伟的《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谁是文化杀手？》和《夏风秋雨愁煞人》可以说是三篇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其中，《余》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谁》文认为余秋雨对待批评自己的文章应该处事不惊，心平气和，理智判断，科学分析，不能上纲上线，一概认之为"文化杀手"，将问题复杂化、白热化，这种做法只能造成文化领域更大的分裂、失控和混乱，恶化文化生态环境。
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中指出：《文》书现为部分读者的开胃品，不久即为读者的反胃货；余秋雨的《文》是借古典之物抒一己之情，托昔日之物以抒秋雨之志，再加上几段绞心的哀思；《文》外在是现代美文但其肢体则只是一味地舞弄古史，即是古史与现代美文的组装品。总之，《文》只停留在开垦中国古代文化或曰只对古代文明沉重吟唱的基点上，不但没有成为文化之峰，反而跌入了反胃的沟壑，是一本单调的散文集子。
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中指出，《文化苦旅》中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说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感伤情调。另外，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流水生产线。
王永飚在《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文在肯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后，批评《霜冷长河》只不过是展现了一个中年人的琐细、啰嗦、四平八稳以及值得赞赏的柔情和心肠，《霜》的问世不但预示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终结，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无情地裸裎了余秋雨这种文化反思的失败，宣告了余秋雨所推崇的"健全文化人格"的实际破落。其理由是后文化苦旅时代的余秋雨什么专栏都写，什么晚会都参加……坠入了一种"谈心说理"的写作模式。
谩骂和攻击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王强、周泽雄、朱大可、黄敏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这样批评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先生的总评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言道："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风乍露，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他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然后对余秋雨在《秋千架》中表达对妻子的关爱之情大加讽刺，批判余秋雨不该说其妻马兰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并动用伏尔泰的话作为论据："何谓美？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
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将余秋雨散文的畅销归因于：历史利用文学获得了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此其一也；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以及一方面慰抚大众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双重话语功能具有极大的取悦性。此其二也。文中朱大可还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他的理论表述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和理念的猎狗"。此外，朱文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针对余文《道士塔》中所表现的民族情结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
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表现为文风的霸道和态度的霸道）；"商贾气"（表现为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表现为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表现为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表现为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表现为情节的猥亵和语言的猥亵）；"市井气"（表现为饶舌、刻薄与媚俗）。
评价和研讨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古耜、高恒文、张伯存、李咏吟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古耜关于余秋雨的散文的评论，据我收集的资料看来，共写过三篇文章，它们是《过于随意的历史解读--我看余秋雨的两篇散文》、《平心静气话秋雨》和《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其中，《平》文在充分肯定余秋雨散文的审美成就和文学地位后提出了几点置疑：一、过分强调余秋雨散文的创新意义，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也无益于散文的继承和发展；二、余秋雨的散文中有很多篇章达到了质文俱佳的高度，但有些文本的观点和说法经不起认真的考究，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关于这两篇文章的评价在《过》文中也有提及）有捉襟见肘、疏漏悖谬之嫌；三、秋雨散文的意义和价值固然给当代散文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但尚未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范例的程度。《走》文主要针对王强《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韩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和程光炜的《疲惫的阅读》的批评进行了再批评。
高恒文《学者的架子》一文针对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突兀"之语进行了重点的批评，认为《废墟》一文中"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并进而发挥"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的趋时"的观点是下语轻率的高谈阔论；认为《吴江船》一文中的一段话："宋代大词人姜夔对垂虹桥最是偏爱，有一次，他在那里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心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想象。高恒文的另外两篇文章《突兀之语何其多》和《关于"硬伤"答余秋雨》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张伯存在《余秋雨董桥合论》中对余秋雨和董桥两人的散文进行了深入浅出地比较，并得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结论。他认为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格，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弘扬人文精神，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文化意识与启蒙精神，但由于他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高贵的文化人心态成了他传播文化时的心理障碍，同时也因此疏远了读者。他又认为余文燃烧着火热的激情，酣畅淋漓，具有强烈的心理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但其语言过于迷恋戏剧化效果到了矫情的程度，因而与散文的自然之美产生了悖离。
李咏吟在《学者散文的命脉》中对余文发表了以下看法：余秋雨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使命，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因对历史生命的悲悯而隔阂，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因面对历史的激情而模糊；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但这种偏向于抒情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陷入空洞，削弱文章思想的意义；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思想的审美和谐和生命的感悟，但这是以远离思想搏斗，远离思想战场为代价的，因而缺乏某种穿透力和思想敏锐性。
展望：净化文学批评的环境
近年来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空前活跃的态势，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社会良知、历史责任的巨大转变。这较之于过去"千篇一律"的僵死局面，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冷静审视，时下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混乱、失范的现象却不能忽视，如何防微杜渐，矫枉过正，使之尽快走出恶性循环的泥淖，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依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众所周知，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是对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它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一种价值活动；也是读者审美活动的一种反思形式和再创造过程。它通过对艺术价值的阐释和评价，直接制约着人类审美行为的导向、深度和效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仅能够影响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能够指导文学鉴赏，提高读者的文学欣赏水平。当然，文学批评者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固然可以表现出鲜明的批评个性，但这种个性必须建立在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的学术品质上，必须与肆无忌惮的人生攻击和尖酸刻薄的人格侮辱严格划清界限，否则就会把严肃的文学批评引向误区，使之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文学批评都不能脱离被批评对象的主体精神和道德倾向，都不能对被批评对象的文本进行符合主观意愿的肢解和阉割，都不能断章取义的按照自我需要进行蓄意歪曲，然后以审判官的身份进行鞭挞和发难，甚至有违批评规则和道德自控，将被批评者的身世经历也当作攻击的靶子，这在道义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阅读作品的感性冲动，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因为不适合自己的知识谱系而羞于或怯于说出内心的感受，如果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如果因为碍于情面或为"稻粮谋"而不愿意说真话，那么，这样的学术批评是毫无益处可言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批评者却津津乐道于此。
一个真正的批评者，应该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审视批评对象，尽可能地超越个人的好恶与偏见，以前瞻的眼光面对现实和历史发言，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报以执著追求，即"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只有"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要做到上述这样当然很不容易，这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赡的学术修养做后盾，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遵从的规范，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做到，也应该尽力而为。
结语：对秋雨散文的几点看法
首先。余秋雨散文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畅销主要是因为其作品本身的魅力，而并非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商业炒作和自我包装（要说原因，也只是次要的）。笔者以为，余文之所以在文学日益贬值的今天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篇章主题重大，思想深刻，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关注。《道士塔》、《莫高窟》表现出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和对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五城记》、《抱愧山西》表现出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痛苦命运的惋惜和对制造这种悲剧的社会的控诉；《关于友情》、《关于善良》表现出对平等人际关系的向往和对真诚善良境界的追求；《华语情结》、《漂泊者们》所体现的是漂泊无定又拥有浓重家园意识的异乡故人的深情呼唤。
第二、典丽精工的语言锤炼，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小说叙事模式和议论话语模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秋雨散文的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求一种潮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浑厚质朴。此外，修辞手法和叙述风格的大胆采用，对于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厚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此，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气的，它是作者胸襟、胆识、气度、使命感的自然流露。只有"大用外腓，真体内充"，才能"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秋雨散文如"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的大气和劲健正来自于作者内涵的深沉和执著。这无疑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些优秀作品。我为余秋雨骄傲。
其次。后"山居笔记"时代的余秋雨，由于各种应酬，精品越来越少，粗制滥造的文本却越来越多。李新武在《余郎才尽》一文中言道："简而言之，《文化苦旅》是谈山谈水，《山居笔记》是谈史谈鉴，《霜冷长河》谈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这番话虽然有失公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纵观《霜冷长河》一书，除却第二辑的几篇文章之外，其它文章真不敢恭维。文中再也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饰，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却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字里行间没有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忧患意识，说得严重一点，余秋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稍后的《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也无足观，不过是一些旅游见闻罢了。为《相约星期二》环腰，令人生疑；为许晴的集子作序，使人腻味。我为余秋雨惋惜。
最后。我相信，余秋雨先生在新的世纪一定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认真反省，回到《文化苦旅》时代的自己。毕竟，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良知，有人道主义的学者、作家，他一定会在道德滑坡、人性堕落、毒品蔓延的今天，为了人类的本性回归，为了给迷失自我的人们找回精神的家园而奔走呼号，也一定会为重建社会的文明秩序、为我们生活的人间处处充满爱而殚精竭虑。同时，我也深深相信，余秋雨先生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能够做到（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他有足够的才情和学识。或许，我的要求太高了，但我仍然要为余秋雨期待。
稿件来源：大道中文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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