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让冯喆丢掉性命的《淮上人家》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淮上人家》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淮河治理为题材的影片，表现了十多年来淮河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讲述了他们在解放前后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打倒阶级敌人、战胜自然灾害的故事。袁静与孔厥《淮上人家》的编剧是经典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和袁静夫妇，袁静也是著名言情作家琼瑶的姨妈。1953年，为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再现新中国治理淮河的伟大工程，孔厥和袁静深入到安徽六安霍邱西湖区（现王截流乡陈郢村）的治淮工地体验生活，不久便创作出了《淮上人家》的电影剧本。抗美援朝期间，孔厥和袁静夫妇曾将《新儿女英雄传》的1000万元（旧币）捐献出来作为购买鲁迅号飞机支援前线之用，但在平壤访问时，孔厥因与朝鲜方面负责接待的女联络员发生两性关系，回国后又犯同类劣迹，最终被开除作协会籍和判刑。所以，在《淮上人家》上映时，他的名字从编剧一栏里拿掉了，后来出版的同名小说也只署名袁静。《淮上人家》最初的剧本多达10万字，几乎是两部电影的容量，编剧有着相当庞大的企图，试图以高黑子和葵花这两个人物为主线来展现淮河两岸人民命运的变迁史，表现千千万万受难的农民如何历经沧桑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创造者。由于被列入中央电影局的重点项目，导演张骏祥在接到拍摄任务后并不敢对剧本的框架进行大幅修改，只能从中抽掉部分情节，以压缩成一部正常长度的影片，如此一来，整部影片时间跨度大，但剧情平淡了许多，多亏了饰演高黑子的冯喆和饰演葵花的王蓓都是经验丰富的演员，通过在细节上的生动刻画，使得人物形象富于层次，在平铺直叙的情节中显出了光彩。治淮模范谢洪友（右一）《淮上人家》也是上影厂继《农家乐》之后的第二部农村题材的电影，由于大部分演员均来自国统区，缺少农村生活的经验，所以开拍之前，张骏祥亲自带队前往安徽的霍邱和佛子岭一带体验生活，了解淮河泛滥和治理的历史，并且和治淮模范谢洪友、金秀兰等一起参加佛子岭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佛子岭水库是建国初期中国自行设计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连拱坝水库，而佛子岭水电站则是淮河流域的第一座水电站。按照工期，佛子岭水库将在1964年9月建成，而《淮上人家》开拍时已是当年的3月，为了赶上盛大的竣工放水典礼，摄制组加班加点，日夜兼程，转战于三河闸和长淮卫等地，终于在半年之内完成了所有外景的拍摄。摄制组在当地拍摄时，条件十分艰苦，经常是餐风露宿，而当时的安徽又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感染率甚至高达80%以上。结果，冯喆不幸在拍摄地染上血吸虫病，等到发现时已是晚期，不得不摘除脾脏和胰腺后才得以保全生命。遗憾的是，《淮上人家》上映后的反响并不热烈，风头完全被同期上映的上影厂另一部影片《渡江侦察记》碾压。想当初，冯喆是放弃了《渡江侦察记》中李连长角色的竞争，而选择了《淮上人家》，而如今看到饰演李连长的孙道临风光无限，冯喆的内心也一定很受伤。
【杀死著名电影演员冯喆的人至今还没有查到吗为什么】
没有，因为没有证据，无法定论，文革期间很多冤死的案件都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
冯喆亲属或生前好友。他们或质疑死亡后冯喆的状态，或有他死前被“三脚凳猛击后脑勺”的描述。基于冯喆以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难以接受他自杀的说法。而在“文革”中，也确实有大量施暴者以“畏罪自杀”掩盖“迫害致死”的案例。
冯喆的死因，如同许多在“文革”中屡遭磨难而死的人一样疑云重重。
1978年7月，峨眉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冯喆同志死亡的结论：冯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四人帮”在四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控制的大邑“学习班”强加给冯喆同志“忠实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走狗”、“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动臭明星”等罪名，诬陷冯喆同志有“特嫌”问题，长期关押，多次揪斗、毒打，给他政治上、身体上、精神上很大的折磨和压力，在摧残迫害下，冯喆同志于1969年6月2日含冤去世。
“结论”还指出，1969年6月3日关于对冯喆同志的“处理意见”，认定冯喆同志“畏罪自杀”及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1972年所作《关于冯喆问题的结论》未说明冯喆同志致死的实质，亦应撤销。冯喆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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