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们是如何生活的？】
他拥有上亿的资产，排名2005年胡布斯“中国能源富豪榜”21位，是重庆一位充满传奇的财富人物。在人们的想象中，亿万富豪的生活应该充满了奢侈和豪华，而让人吃惊的是他能干所有的农活，却不会贵族运动打高尔夫，甚至承诺要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给社会……
他就是重庆能源大亨薛方全。2005年12月末的一个下午，薛方全接受了笔者的专访，道出了他对财富和人生的独到见解，一个亿万富豪的平民生活渐渐浮出水面。
上篇：退伍兵二万元起家成就亿万财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薛方全出生在璧山县正兴镇农村，父亲是一个乡镇领导，母亲是农村家庭主妇。薛方全出生不久，就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肚子都填不饱。那时，全家人只能吃树皮、草根、观音泥、过米糠。那时，他就想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
1976年，薛方全穿上军装，到河北当铁道兵。他在连队当材料员，文化教员，没直接上工地。后来辗转到天津、吉林、内蒙古等地，条件相当艰苦。他的体魄、毅力都受到极大锻炼。
1980年，薛方全从铁道兵转业。转业后，他代过一学期课，之后进入璧山瓷厂。在该厂期间，他先后当过会计、财务科长、工会主席、厂长。在国营企业他受到全方位的锻炼，有机会跑沿海，见的世面多了，思维发生了变化。他想学习沿海的经验，对瓷厂进行大胆改革，但人们思想比较保守，没有人支持他。
1989年，薛方全自己创业当老板，家人、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他性格比较刚强，借了两万五千元，独自创立璧山液化气供应站，开始石油液化气经营，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薛方全之前全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也没有资本去调查。他介入这个行业，主要通过自学，读报纸、看电视，直观判断能赚钱。薛方全想就算不能赚大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是没有问题的。但第一周就赚了60多万，让他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然而，当时不准搞私营企业，要搞就必须挂靠到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这样，企业缺乏自主性，几年后液化气站没多大发展，办到后来几乎接近亏损，想退也退不脱，只能让它自生自灭。最后，薛方全决心取消“红帽子”，另外注册公司。
1996年6月18日，薛方全投资300万元，在璧山注册重庆民生燃气有限公司，从事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储存、分装和批发零售服务。他为公司取名为民生燃气，意在“与民共生存”。
民生先后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国有大型油田，千里迢迢将液化气运抵重庆，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从此才彻底甩掉“红帽子”，走上纯民营发展道路。
在璧山建气站时，只有几个人。当时周围是一片荒山，薛方全在那里租了几间房子，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光着上半身，就穿一个短裤，光着脚板，冒着42度的高温搞基本建设。三九寒天，他带着人到水田里弄稀泥巴。此外，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机械，所以吊装液化气罐只有用人工加吊车，光吊装就是整个晚上。当时璧山周边不能满足发展，因白天不准运输液化气，只有晚上运到重庆主城区去卖。即使这样，最多一天仍可以卖出3000瓶。
到1996年，重庆民生燃气有限公司成立后，公司有了20余人，有3部农用车和一个长安双排座，后来有了一辆东风货车。办公室由一楼一底的民房，发展到后来的4栋楼，含厂房。
1997年11月，薛方全抓住机遇，和石柱县官谈妥，顺利签订了“独资开发石柱县民用天然气管道输送工程”合同，该工程长输管线70多公里，总投资达4200万元。一举打破国企垄断格局，首开我国民营企业涉足天然气行业的先河。
随后，薛方全投资石柱天然气工程、利川县天然气工程、黔江县城天然气输供气工程……
2003年9月，薛方全和垫江县政府签订协议，投资近3亿元，建设垫江县朝阳工业园区，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项目。同年11月，民生再与垫江县澄溪镇政府签订合同，依托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投资7.7亿元，开发23万吨甲醇和15万吨二甲醚项目。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民生已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在向燃气航母的目标迈进。2004年3月18日，薛方全组建重庆民生燃气集团。民生燃气集团迅速成长为拥有全国最大、功能最全的工民用供燃气输配网络，总资产达5亿元，拥有1200余名员工，年利润6千万元的跨区域民营燃气集团。薛方全也成了令人羡慕的亿万富豪。
中篇：能干所有的农活就是不会高尔夫
生意上的成功让薛方全成了全市闻名的财富人物，但他的生活却远没有生意那风生水起。
“我所有的农活都会做，我不会打高尔夫。”薛方全的这句话立即终止了笔者关于他是否会有超豪华富豪式生活方式的想象。他说这让他在“同层次”的人里面显得很“特别”，原因是他的生活太平淡了。
每天早晨七点起床，七点半到办公室，半小时看五份报纸，八点钟上网半小时，八点半准时上班，中午下班“只要没应酬，就和员工一起吃饭。”吃完饭再看两份报纸，晚上陪客户吃完饭后，找几个公司的骨干回办公室聊一下工作的进程，晚上十来点钟回到住处，然后给在全国各地的业务部门打一通电话，十二点左右开始睡觉。
薛方全的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每天只有7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并周而复始。按照这样的规律，他将一半的时间安排在重庆，一些时间放在重庆郊县和项目考察上。
一般人认为一个一年可以赚上亿元人民币的人没有必要过这样紧凑的生活，但薛方全却认为这种生活比起自己曾经的境遇来说已经好多了，没必要把生活搞得奢华。
虽然日程表上找不到打高尔夫的时间，但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休闲仍是不能从生活里抹掉的。于是，薛方全星期一到星期六满负荷的上班，周六、周日抽少许时间回老家看望年势已高父母，顺便享用一下田园间的清新空气，成了薛方全所向往的生活。
他的老家是重庆市璧山县正兴镇卫寺村，薛方全在村里修了一幢房子，年迈的父母可以住在那里安渡晚年。这是一处有花有鱼，种草种菜的房子，一处普通的乡村小楼。
但据薛方全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房子，遗憾的是由于事情太多他在那里很呆一个晚上的时间。
薛方全说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是一个故土情节很重的人。“平时很少有时间回家陪父母。但我有个几十年都没有变的习惯，大年三十中午会回家去吃团年饭，初一早上去老家上坟。”
他认为事情做得再大都不能忘掉根。“小时候想进城，现在想回去过一点乡村生活，那里空气很好，家乡人好。”前几年成渝高速到正兴的乡村公路硬化成水泥路，从重庆到卫寺村的车程变成了四十分钟。
那所“田园小舍”的生活在时间距离上离他越来越近。但是开不完的会和处理不完的事情，让他几乎没有时间光顾这个寓所。后来薛方全认为应当物尽其用，所以每到周末，他安排公司的外地员工到那里度假。薛方全认这样的好地方应当与人分享。
“田园小舍”这种“农家乐”式的愉乐方式与他数亿万资产似乎不太匹配，但这种不并光鲜的生活习惯让他区别于重庆财富金字塔尖的其它人，这同样影响到了他的消费习惯。
薛方全的衣着在富豪行列里绝是“便宜货”，正因为如此，圈子里“有很多人看不起我，穿得差，吃得差。也从来没有戴过好手表。”他听说有人在娱乐场所一次就花上十万、戴的手表是几十万后感慨“不知他们捐钱时是否会这样慷慨？”
在薛方全看来，财富只是一个符号，不是应该拿来炫耀的，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乐也不会因财富的无限增长而翻倍，“一个人有三千万一辈子就用不完，我的利润超出了这个水平。”
所以对于钱他采取一种“和气生财“的态度，劳累而有规律的生活让薛方全的燃气管道铺出了重庆，同时他的时间也随着燃气管道的延升被更多的输送到工作上：每个月数不完的商业活动和会议让人头痛。为了尽量节约时间，一些稍不重要的商业活动他都会推掉，但“老家正兴镇邀请我参加的会我不能推。”
“这是我的家乡，需要我帮忙能做到的我都一定做。”薛方全是个恋旧的情节很重的人，虽然家住重庆，仍心系故土。
下篇：一天打着麻将的人没有资格谈“仇富”
除了平淡的生活，平淡的赚钱外，薛方全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捐钱。
薛方全振兴家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捐钱，几年时间里，他先后为家乡的小镇捐款达到四百多万元，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小镇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经过笔者核实的数字是：正兴小学捐赠了一百多万元、为农村修路、修建农民新村估计一百多万、向正兴镇政府捐赠数十万、向正兴镇派出所捐赠一台车。
薛方全捐赠的动机也许是基于对财富的理解，在他看来，企业的利润来自于社会，就要回报社会。“你这个公司赚到了很多钱，不应该全部让职工或自己享受了。”他在一个演讲中提到，消灭贫困、消灭饥饿才是企业存在的更高层次的价值。
薛方全认为自已年少时吃“观音土”(黄泥巴)的经历让他悟到了企业这样的道理，“我的职工并不是社会上最需要支持的人，所以捐赠一直是民生燃气的习惯。”
据笔者查证，在2001年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里，民生燃气一共向社会捐赠了一千四百万元。但由于其捐赠都是通过直接途径送到受资助人的手中，所以慈善机构无法薛方全其纳入慈善榜。
然而薛方全认为，“捐钱应当是不图名利的，做了这些事情觉得心里比较踏实就行了。”事实上，就在捐出人民币让他觉得“心里踏实”的这段时间，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变化。
正兴镇是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在十年间，却颇出了些“人才”，称得上富豪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几个像薛方全那样慷慨。在他捐了几百万后，现在镇上几个有头有脸的人都纷纷的出钱出力，修公路、建村小学、敬老院什么的。
薛方全认为“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也首次向媒体透露了一个大惊人的决定，“我们会把我的钱都捐给社会，仅给我的子女留下一点可以预防意外的钱。”
他的慷慨在在近几年的经营中也得到了社会的回馈，慈善事业对民生燃气的经营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他带来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凡是我有投资的地方，我的口碑都很好的，我要竞选什么政府方面的职位，都是高票当选。”
这让“成功之后”的薛方全拥有了从重庆到湖北等地在政府、机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很多头衔。这些头衔或轻或重，它们都被都被薛方全统称为“光环”。
他对于“光环”的态度应当是一种典型的“红顶商人”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和生意是有机的结合，它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赚钱。我们拥护党的领导，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生燃气。我没有把赚到的钱拿来高消费的习惯。”
当然，薛方全也同样意识到这些光环是易碎的，“拥有这些光环你需要更小心，一旦哪一天企业不行了，就会‘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薛方全说，主城区老国有企业的一部份人心态是最不平衡的。当年他们在农村打光脚板挑柴、挑煤的时候讥笑他们是“傻农民”，打着光脚板。当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农村贫困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开始朝市场化发展，分配更加公平。这部份人当中没有进取心的，他们并不去自己如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把心思花在如向国家索要更多上。直到下岗了，也不愿意去奋斗。
薛方权在创业的初期相当的艰苦。他们在崇山峻岭中架设管道，风餐露宿，一般人看来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的壮大肯定是来之不易的。他相信每个做大的企业可能都不容易。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企业有钱了，有人开始“仇富”。事实上，他们过得比那些“仇富”的人辛苦，现在他一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每天当薛方全走回家的时候都听得到这里有麻将声、那里有卡拉OK的吆喝声。
薛方全认为，这当中有一批人是吃着低保，打着麻将、早晨睡到很晚起床，这些人没有资格来“仇富”：“他们自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有必要来“仇富”，你自己有没有努力，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薛方全并不否认企业创造了财富，但他认为他们每年纳税一两千万，然后捐赠和做民心工程，而且所有的项目都没让政府投资，也给当地人带去了便利的生活。
薛方全认为，社会“仇富”心理是我们国家吃大锅饭的历史害了这些人。另外是媒体引导的问题。为什么每个贪官落马后都牵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这样把民营企业的形象弄得很糟糕。好像我们民营企业侵占了国家的资产，这让大部份全法经营的企业蒙羞，也让老百姓产生了误解。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仇富”的人越少，因为大家都明白也许几个项目操作不当，有钱人也会变得一贫如洗，机会是均等的。政府“放水养鱼”，先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口袋有钱了，税收的事情应该不是难事。“仇富”的现象也会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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