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人叫什么?】
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人为会元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思想，“一宗朱子之学”，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关洛闽之学不讲（都是理学派别，它们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和程颐的洛学，朱熹的闽学），程朱理学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专门抵毁朱子学的儒士朱友季遭到皇帝的痛打。这时的国子监乃至地方儒学极力尊奉程朱之学，力推性理精义。
明代地方儒学的主要类型是府、州、县学。洪武初年，常州府学重拾残址，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招府学廪膳生员（有伙食津贴）40人，温习学业。洪武5年，常州知府孙用开始建造大成殿，塑先圣像，四配像（孟子、颜由、曾子、孔汲），十哲像。六年，建造戟门、两庑、祀各位贤者。七年，造明伦堂及两序，四斋，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旁设置“射圃”，供师生习射。永乐七年，庙学倒塌，教授金原向上级请示，知府黄弘上奏请修建，建成后规模很大。宣德二年，推官杨谊又拓宽了府学规模，内部装修极为考究。十年，知府莫愚在射圃旁建“观德亭”，亭子东西两面共盖庐舍四十楹。成化二年，知府卓天锡重建明伦堂，增盖庐舍到八十楹。五年，知府谢庭桂又增建四斋，刻朱文公（朱熹）所书“晦庵”二字以及《同安县学四斋铭》于其内。是年六月，堂毁、乐器、祭器以及朝廷钦赐的书籍悉被焚毁。知府卓天赐再向上汇报，获准重新建造。巡托都御史刑宥具体负责这件事。这年九月，明伦堂建成，器物也依次添置齐备，皇上写来诰命书，鼓励兴学。这年十一月，在明伦堂的北面增建尊经阁，供学生阅读研习。宏治十四年，郡守连盛建素王宫坊于棂星门外。正德七年，知府李嵩增建号舍，立泮宫坊。嘉靖初年，增建启圣词，后又建“敬一亭”。万历四十五年，知府刘广生重修。崇祯十六年，学谕汪会海重修学宫，改建“天下文明坊”，“春风桃李坊”，“宫墙璧水坊”。这时，常州府学内舍宇成片，宏伟亮丽，建筑十分完美。
明代常州府学学生由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类构成。学生由地方官挑选。学校按“礼、乐、射、律、书、数”设科分教，由教授、训导负责讲授。学校由按察司这一机构进行管理。史载常州府学内曾立有《卧碑》一块。原来洪武15年（1382年），朝廷颁禁令12条，命各学校镌刻在石碑上，作为全国地方儒学办学的指导方针。《卧碑》是当时集权政治在地方教育上的反映。
由于明朝施行严格的科举选士制度，地方官吏、府学教师和府学生都面临着考核的巨大压力。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今后对地方官进行政绩考核，必须包括“农桑、学校”方面的成绩，不遵此令的，削职为民。因而常州各任知府都积极干预府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说这为府学的办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府学教师而言学生中举的数量对教师的考核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儒学的教学成了科举的附庸。而府学学生三年内要参加两次考试（称为岁考）。分六等区分学生成绩并予以相应赏罚，其中：名列一等前列者，如果学校中的廪膳生名额不足，则依次补为廪膳生；二等则补为增广生。一、二等给予奖赏。三等照旧；四等挞责；五等则廪膳生降为增广生；增广生降为附学生，附学生降为青衣（打杂活）；六等黜放回家。象全国许多地方的府学一样，常州府学也用岁考手段强化教育教学的管理。岁考制度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学生的学习。
附表：
洪熙元年北直隶诸学教师考核称职所需举人数
教师总人数
9年内需中举总人数
每届需中举总人数
教授
8
72
24
学正
16
96
32
教谕
101
303
101
训导
286
858
286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量化考核给教师的教学以很大的压力。事关地方官吏的政绩。）
五
清代地方儒学的设置与明代相差无几，有府、州、县、乡学。朝廷在地方设提学官管理地方儒学。
顺治十四年，邑人杨廷鉴（明代科举最后一个状元，原为常州府学生员）呼吁乡民捐资重修府学。康熙六年，教授郭士璟重建尊经阁。康熙二十四年知府祖进朝重新修建常州府学。大成殿完工后，圣祖仁皇帝（康熙）赐御书“万世师表”龙匾，府学将它高高悬起，激励师生。康熙三十三年知府于重修戟门。接着世宗宪皇帝（雍正）赐御书“生民未有”。乾隆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常州一府八县修缮府学，高宗纯皇帝（乾隆）赐御书“与天地参”，常州今文经学派大师庄存与撰《重修常州府学碑记》，后来仁宗睿皇帝（嘉庆）赐御书“圣集大成”。道光8年，常州知府程锺龄倡议重新修建。常州贤达苏品三，刘弼全，赵廷俊、余怀清、丁煦、余保纯、刘遵义、董其事共花费11000多两银子，将大成殿、乡贤祠、名宦祠等全都修缮一新，道光皇帝亲赐御书“圣协时中”。这时的常州府学建筑众多，规模空前（见府学文庙布局图）。大成殿共五楹，大成殿后面是明伦堂，堂后面是尊经阁，堂左是训导署（训导办公之所）。尊经阁东20余步远处是崇圣祠，祠前有方池，祠右为射圃（练习射箭的地方）。射圃的南面是号舍，号舍旁边有兴文井，射圃的东面是土地祠。戟门往西是文昌祠，棂星门往东是府学署头门，门的左边有名宦祠，右边有乡贤祠，乡贤祠的后面是教授署（教授是府学的总负责人）。棂星门前面是文庙坊，坊前西面是状元坊，东西向。坊前有状元桥，桥东是会元坊（明清两代称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人为会元），东西向。西面是榜眼坊（明清两代称殿试考取第一等第二名的人为榜眼），再往东，东面是解元坊，东西向。西面是探花坊（明清两代称殿试考取第一等第三名的人为探花），前面有传胪坊（明清两代称殿试第二等第一名为传胪），南北向。南面是会魁坊，前面有座进贤桥。可惜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部分建筑被毁。光绪元年（1875年）知府谭钧培督群绅恽光业，盛康，刘翊宸，陈荣邦重新修建，至光绪二年大成门等相继完工，费钱56420千文。今二中校园内的大成门，明伦堂，尊经阁即为这一时期建筑。那时常州境内还有武进县学，龙城书院以及义塾、私塾。府学学生来自常州，武进，阳湖，宜兴，荆溪，无锡，金匮，江阴，靖江等一府八县。整个清代常州府学涌现了赵翼、庄存与、张惠言等一批文化名人。他们是府学的骄傲。
【求明清时代的风流人物简介】
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长篇杰作，
其中最著名的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约1330—1400年)罗贯中(约1330—1400年),名本,号别有用心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明初杰出的小说家,《三国演义》的作者。
施耐庵的《水浒》
施耐庵(约1296～1370)，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仅在社学学习，后以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他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
曹雪芹的《红楼梦》。
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
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之父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罪名，被人参奏，革职抄家。次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家道逐渐败落。曹雪芹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诗笔有奇气”，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有气骨，孤傲不屈，嫉恶如仇。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红楼梦》。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明末清初名人名将简介追分10-40】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郑成功一生，抗清驱荷，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明清时期的文学才子有哪些？】
明清时期是湖北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众多的鄂籍文学才子脱颖而出。其中，“公安派”是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皆为万历朝进士，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瓶史》一书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写成的。袁宏道在《瓶史引》中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
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的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的事。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他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
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明代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
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
竟陵派是与“公安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即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
该派的文学见解与“公安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不过竟陵派认为“公安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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